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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马尔萨斯陷阱”
如何破解“马尔萨斯陷阱”

如何破解“马尔萨斯陷阱”

提要:用数学级数来描述人类资源的增长关系最早提出来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他用算术级数和几何级数来说明食物增长与人口增长的关系,反映了工业时代人类资源增长的本质。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时代,人类资源的增长关系是不同的。该文创新性的增加斐波那契级数,用这“三个级数”反映不同时代人类资源的增长关系,从而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对人类资源增长关系理解的局限,并由此得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必然的逻辑结论。

资源经济学[1]所表述的“资源”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从哲学或物理学的意义上来讲,它就是物质。自然资源是一个客观存在,它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纵论沧海桑田,其遵循的规律是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人类对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同样遵循这二个规律。自然资源的范围不仅包括地球表面,还包括地球内部和整个外太空。自然资源的客观性在于它即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又不受人类的意志所左右。人本身就是自然资源的一部分。从资源经济学意义上来划分,自然资源包括二个部分,一是人类资源,二是非人类资源。所谓人类资源就是人类已经利用和正在利用的资源,比如:正在种植的土地;正在开采的矿山以及包括人类财富的积累和人类本身的劳动技能等等。所谓非人类资源就是人类还没有利用的自然资源。它指的是人类目前主客观能力所不能及的资源,如外太空资源,地球深层次资源以及地表人类还没有认识到或能力无法企及的资源,甚至包括人类智力潜能的开发。资源经济学所讲的资源指的就是人类资源。虽然人类资源的利用范围在不断扩大,但如果从宇宙角度来看,人类资源只是自然资源中极小的一部分。人类资源有社会性,非人类资源没有社会性。人类资源的社会性在资源经济学里表现为,客观存在上的稀缺性和主观使用上的效率性,这是资源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资源经济学的研究以人类资源作为载体,只研究人类资源,不研究非人类资源,非人类资源属于自然科学研究范畴。资源经济学所研究的人类资源主要分为二类:一类是物性资源,一类是人力资源。物性资源是人类生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总和,它包括:矿产资源、环境资源、土地、工具、农作物、食物、能源、资本、等等。人力资源就是人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加深,对人类资源的利用,无论在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在不断扩大,物性资源也随之增长。人力资源中的体力劳动虽然在世界级的运动会上仍然会冲击人类的体能极限,但这种极限值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来讲意义已经不大,可脑力劳动却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人口的增长即需求资源又供给资源。在人类资源(包括物性资源和人力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增长过程中,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资源经济学的研究,必须探求人类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增长模式,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人类资源供给与需求增长比例的表述,最直观和影响最大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他在《人口原理》一书中说:“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提出两条合理的前提假设。第一,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第二,两性间的情欲必然存在,而且几乎会一直保持现状……。那么,假定我提出的二项前提假设得到认可,我就可以说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存资源的能力。一旦对人口不加抑制,其增长便会以几何比率进行。而生活资料只会以算术比率增加。稍懂得算术的人都能看出,相对后者而言前者的巨大力量。”[2]17马尔萨斯还说:“假设世界人口为任意值,比如说十亿,则人口将按照1、2、4、8、16、32、64、128、256、512……的倍数进行增长,而生活资料则是按照1、2、3、4、5、6、7、8、9、10……的倍数增加。两百二十五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数量的比将达到512:10;三百年后,将达到4096:13,那么两千年以后,二者的差距将无法计算,尽管那时生活资料的产出也会增加到惊人的程度。”[2]27《人口原理》成书于1798年,正值西方工业革命蓬勃发展时期,马尔萨斯用二个数学级数反映人口与食物增长的这种关系是一个创举,揭示了工业时代人类资源供给与需求增长的基本特征。

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人口按几何比率增长,一是食物既生活资料的生产将以算术比率增长,二者的缺口无法弥合。马尔萨斯的第一个论点几乎绝对正确,根据生物界繁殖的一般规律,人口这一代到下一代会成倍地增加,如果生活资料充足,人口的确将按几何级数增加。人口的增长速度似乎已经是成了不争的事实。而第二个推断却并不含有如第一个推断所含有的正确性,未能把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区分开来,没有充分考虑到技术发展对食物生产的影响。因为,如果加进了技术因素的作用,则食物生产和人口数量均按几何级数增长,但前者慢于后者。”[3]

实际上,如果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马尔萨斯对食物与人口增长的这二个推论都是不正确的。首先从食物来看,随着科技的进步,食物与人口增长的缺口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当今,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在大幅度减少。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布朗曾向世界发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通过科技进步,告诉世人,中国不仅能够养活自己,还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再从人口来看,人作为个体由于受基因限制不可能无限增加身高和体能,其需求是一定量的。人作为种群的发展同样也受到限制,就生殖能力来讲,几乎所有的动植物都有无限繁衍的能力,自然界并没有也不可能让一个物种独自存在。马尔萨斯只说明了人类无限繁殖的自然性,忽略了人类的社会性。人口增长会受到社会发展的制约,一旦人类的增长数量影响到人类社会整体利益时,人类自身将会理性地保持人口增长与资源供给的平衡。人类是地球的统治者,20世纪全球人口由世纪初不到20亿到世纪末的60多亿,翻了三倍,如果简单地按此倍数推理,到21世纪末180亿,22世纪末人口540亿,用不了几个世纪地球将站满了人,没有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这显然是不可能。科学已经证明,生物的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前提。真正能够控制人口增长的是自然力量的约束和人类自身的理性。社会制度的和谐会促使人类更理性地对待人口的自然生殖,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我国在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实行计划生育。另外,随着社会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会自觉控制生育,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比发展中国家低,就是例证。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说:“随着收入的提高,父母们表现出宁愿少生孩子、以孩子的质量代替数量的偏好,这又是马尔萨斯所不能预见到的。”又说:“在人口问题上也缺乏历史的洞察力。我们推断出全球的统计数字,并对此做出了令我们自己惊恐的解释。我们的解释主要是,穷人们像旅鼠那样繁殖后代,最终却毁灭了自己。然而,回顾我们自己贫穷时期的社会经济史,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过,在今天的贫穷国家中的人口增长中,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这本质上是自然力量和理性力量双重作用的结果,绝不是马尔萨斯所理解靠“战争”或“瘟疫”来达到平衡。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时代有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不同的科学技术水平和资源配置方式,会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区分时代特征,线性的或绝对的理解人类资源供给与需求增长关系是错误的。马克思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尔萨斯,那么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在我们面前了。这个秘密不过就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当时物质生产水平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变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规律,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自然规律。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取决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革命和进化,而这种改造却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纯粹的空想。他们的眼光超不出当前时代的经济界限,因而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它们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

罗马俱乐部的报告,用“模型和指数增长”的方法,说明诸多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报告序言中说:“我们的结论是:1.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2.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的条件,以支撑遥远未来是可能的。全球均衡状态可以这样来设计,使地球上每个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而且每个人有实现他个人潜力的平等机会。3.……即从增长过渡到全球均衡。”[5]17-18《增长的极限》指出了传统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用模型和数学级数相结合的方法描绘经济增长给我们以启发,在警示人们重视资源与环境问题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今天,“全球均衡状态”难以实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人口、环境、能源、粮食、不可再生资源等问题,一下子要全部解决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并且许多问题本身就是所处时代具有的特征,会在经济发展中不断产生、不断解决。在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无论是在经济实力上还是在污染物的排放量上,都应在环境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可最发达国家如美国至今不肯签署“京都议定书”,这种“全球均衡状态”在实践中只是空谈。

报告中还说:“全球均衡状态的最基本的定义是人口和资本基本稳定,趋向于增加或者减少它们的力量也处于认真加以控制的平衡之中。”[5]132并且辩解说:“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绝不是为人类社会提议某种不增长状态的第一批人。”[5]131其实,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并不是由人们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由一定历史时期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条件所决定的,在不同的经济时代人类资源供给与需求增长方式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也是不同的。人类社会不仅仅只有工业时代,人们在工业时代遇到的资源问题、能源问题,在其他时代可能就不是问题,用某一特殊时代的特征以偏概全,既不科学,而且会误导人们迷失方向,产生错误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批判用在对罗马俱乐部报告的评价上同样有说服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将不断地改变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会出现不同的人类资源增长模式,我们应该积极探求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途径,而不是去寻求所谓的“不增长状态”。这种“不增长状态”即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对发展中国家形成极大的不公平。因此,弄清楚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时代,特别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现状,是理解人类资源级数增长关系的关键。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6]

在自然界中,地球的原生结构都是由地质沉积物组成的,并由不同的地质沉积物区分出一系列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无论是古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现代的社会经济形态还是将来的社会经济形态,同样会表现为一系列性质不同、依次更迭的时代。在史前时期,人类从生产力角度,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实际上,在人类社会发展伊始,就存在着以人与资源之间关系的人类社会经济时代的发展脉络和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脉络,这二条脉络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人们对社会经济形态的考察,应该从生产力角度去确立人类的社会经济时代,从生产关系角度去确立人类的社会经济制度,并将二者统一起来,勾勒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完整的框架【1】。

社会经济形态是社会经济制度与社会经济时代的总称,是各个历史时期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建立在生产力一定水平基础上的。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是以生产关系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是以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制度反映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具体表现为阶级斗争;社会经济时代反映人类资源的配置方式,具体表现为配置手段和配置范围。由此,经济学的研究也就包括二个方面:一方面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是以生产力为研究对象的资源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社会经济制度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依次更替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都是由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并将被新的、更高的条件所替代,让位于更高的阶段。从资源经济学角度,社会经济时代划分为:游牧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后信息时代”【2】。社会经济时代是以生产力为基础,以科技进步为先导,资源配置的手段与范围决定时代的基本性质与特征,每一个时代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机体,不同的手段与范围,形成了不同的人类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增长模式,并且由低级向高级过渡。推动社会经济形态变革最根本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表现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经济时代和以表现生产关系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党的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对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两方面的基本要求: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解决在社会经济制度中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制度建设;资源经济学的研究要解决在社会经济时代中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利用。

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有一句名言:命运是上帝按照数学法则制定的计划,在现在、过去和将来的结果。我们将这句话改一下,去掉宿命的糟粕:人类资源是自然界按照数学法则(提供给人类)制定的计划,在现在、过去和将来的结果。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分析,通常运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原理,抽象地建立一个模型,然后通过这一模型来解释、说明、论证、推导各种经济现象。从方法论来讲,这是一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用这种方法解释经济现象,即准确又实用。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说:“经济学现在的确是在朝两个方向走:一是向数理化,美国就是这个趋势。……。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是向科斯、诺斯等人的路子,主要用一个小模型讲一个很深奥的思想。我认为,经济学研究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纯理论,应用理论、经验研究、纯应用。纯理论朝数学方向走;应用理论就是尽量用一个简单的模型讲一个大思想;经验研究主要是计量经济学;而纯应用层次主要在商学院。”[7]本文试图按照“应用理论”的思路,运用三个级数增长不同的比例关系,构筑一个“简单的模型”,反映不同时代人类资源供给与需求增长模式,说明人类资源增长的关系。

数学级数是依照某种规则排列的一组数。这三个级数分别是:算术级数、斐波那契级数、几何级数(见表格1)。

人类资源供给与需求存在着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不同时代人类资源增长方式是不同的。在每一个时代,我们分别用二个不同的级数,其中一个级数代表人类资源供给增长,另一个级数代表人类资源需求增长,共同构建一个时代的人类资源增长模式,描述这个时代人类资源增长的基本特征。级数增长的演变过程是:在每一个特定时代,人类资源供给与需求增长的这二个不同级数,按照一定的比例,朝着一个增长趋势向前发展,起初比例不同的级数增长缓慢差异不大,到了成长期迅猛发展,不同级数的比例关系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再经过一段时间,倍数增长将变得十分庞大,直至发出这种增长模式的全部潜能。这种迅猛发展的结果,造成了巨大的不平衡,最终使这种趋势在原有的模式中发展不下去了,促使事物产生转变,被迫改变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上一个时代的模式就让位于下一个时代的模式,社会经济时代也就变更了。新时代的到来,同样再重复这一过程,这就是事物发展的两种根本方式:进化与革命(见图示2)。

游牧时代人类资源供给按几何级数增长,需求按斐波那契级数增长,供给大于需求(见图示3)。游牧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稀少,自然资源相对无限大,利用率低。当人类脱离动物界进化到人类时,自然界就向人类敞开了胸怀。对当时的人类来讲,自然资源是充足的,没有疆域的概念,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限制,真正能够利用的不多。当人类开始懂得使用火和工具以后,自然资源转化为人类资源的速度呈几何级数增长,人类视野开阔,活动范围扩大,人类似乎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人力资源中的脑力劳动在获取熟食动物蛋白后,人类的智力不断提高,使人类资源供给增长与需求增长成不同速率增加。人类居无定所,人类资源更多地保持自然属性,往往随获取食物而迁徙。人类资源在家庭或种群范围内配置,经济危机的主要形式是受自然条件制约的短缺经济,主要靠天吃饭,与自然界作斗争,人口增长缓慢,自然界的赐予是人类获取资源的主要方式。

农耕时代人类资源供给按斐波那契级数增长,需求按算术级数增长,供给大于需求(见图示4)。农耕时代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也大幅度提高,人类居有定所,人口大幅增长,大量开垦荒地和跑马圈地,农作物循环耕种,动物驯养,人口迁徙开始向城镇集中,社会财富增加。人类资源在农庄或城镇范围配置和交换,创造了人类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繁荣。经济危机的主要形式是自然灾害和战争。农耕时代以土地为中心,土地争夺激烈。人类在这段时期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战争是这个时代重新分配和占有资源的主要手段,国界疆域多在这个时期形成。这种资源争夺引起的战争,即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又造成人类财富的毁灭,人口锐减,生产力遭受空前的破坏,资源极大浪费。战争造成的迁徙主要是屯边、流放和逃亡。

工业时代人类资源供给按算术级数增长,需求按几何级数增长,供给小于需求(见图示5)。工业时代由于机器和动力机的使用,使人类的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人口大幅度增加,并大规模向城市集中迁徙。人类社会大部分基础设施包括城市住宅、铁路、公路、航空、电站等等都在这个时期完成。人类资源在全球范围有形市场配置,效率大幅度提高。但人类粗放式地使用资源,使人类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急剧消耗,有枯竭之虞,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在这个时代,人类不惜发动二次世界大战,掠夺和瓜分资源。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论就是这一时代的体现,反映了人们对资源利用悲观前景的认识。在经济取得辉煌成就和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同时,又伴随着以资源浪费为前提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工业时代是五个社会经济时代中唯一资源供给增长小于需求增长的时代。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时代的高速发展期,具有明显工业时代的特征。大量在建和未建的基础设施,不可再生资源急剧消耗,人口增长并大规模向城市迁徙,生态环境恶化等等。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就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指出:“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些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8]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经济稳定、高速发展的保障;我国始终坚持的“计划生育”的国策;充分利用金融资本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效防止大规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对资源的浪费;在环境保护方面,通过科技进步,摒弃“先污染,后防治”的工业化老路等等,这些都是“后发优势”的体现,力争用较短的时间、较少的代价完成我国工业化过程。

信息时代人类资源供给按斐波那契级数增长,需求按算术级数增长,供给大于需求(见图示6)。信息时代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经济全球化为前提,使得各国的资金、资源、劳动力、信息、技术、管理等经济发展的一切基本要素,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流通,人类资源在全球金融资本市场上统一配置,从根本上提高了人类资源的使用效率。人类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已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人们自觉或强制性的行动。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科学发展观将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人口的迁徙逐步由城市向广大地区扩散。金融资本市场是信息时代重要特征和主流形式,金融衍生品工具的运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避免了大规模实物商品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到来时,虽然有市值的大起大落,但只是在虚拟的转移,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人类资源的极大浪费,这是信息时代比工业时代进步的标志。经济周期也与工业时代有本质的区别,人们利用金融手段通过资本市场,防止和调整经济周期高涨与衰退的过渡背离,保持社会经济相对平稳发展。当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特别是经历了20世纪二次世界大战,人们越来越会认识到,当今社会单纯地通过战争已达不到掠夺资源或重新分配资源的目的,人类将更理性的对待战争,有可能避免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战争对资源的浪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人类资源需求会不断增加,但人类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全方位提高和改善人类资源的使用品质,人类将建立以循环经济为主体的能源体系,“生物将取代物理而成为社会主要标志。”[9]资源的循环利用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使资源供给增长完全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增长。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二书中,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大新趋势》一书中,美国作家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对这一时代的特征做了具体的描述。当前全球经济正处在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过渡时期,探求人类资源增长模式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后信息时代”人类资源供给按几何级数增长,需求按斐波那契级数增长,供给大于需求(见图示7)。“后信息时代”对人类资源是一个集约过程,是新时代对旧时代各种要素的整合。“后信息时代”的前提条件是全人类生产资料公有制,废除了私有制,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在社会经济制度合理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重新整合并最大限度提高使用效率,人类资源在全人类按需配置。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通过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劳动者素质提高,增加资源的利用率,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的前提条件是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也是人类资源最大限度发挥其作用。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再到马克思的理想,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不懈的追求。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将经历三个阶段:以自然为本,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崇拜;以人为本,反映了人类对平等与自由的向往;以自然与人类的和谐为本,是人类的归宿。人类来自自然界,然后回归自然界,与自然融为一体。“后信息时代”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高度协调统一的时代。

人类资源供给增长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决定增长的因素是生产力水平和科技进步以及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五个时代中取级数增长第五级(见表格2),得出了人类资源供给增长是一个U型模式,反映了供给增长经历了一个由丰裕到短缺,再由短缺到丰裕的过程。游牧时代是自然经济,农耕时代是循环经济,这二个时代没有消耗多少不可再生资源,人类资源相对充裕;工业时代是一个拐点,人类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表现为毁灭性的开发,人们深感资源匮乏,反映了资源、环境危机;信息时代人类将转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资源的增长方式,在自然力量和理性力量的作用下控制人口的增长,实行循环经济、倡导科学发展观;后信息时代是人类追求的理想时代。人类资源供给增长模式(见图示8)告诉我们:正因为有游牧时代和农耕时代资源供给大于需求人类社会才有了现在,同样是因为有信息时代和“后信息时代”资源供给大于需求人类社会才会有未来。这一模式揭示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性。

人类资源需求增长是以工业时代为中心近似一个正态分布。游牧时代和集约时代是五个时代的起点和终点,人类资源丰富。农业时代和信息时代以可再生资源为主,推崇循环经济,人类资源消耗得以循环,相对比较充裕。工业时代是五个时代中唯一一个人类资源供给增长小于需求增长的时代,资源对人类的压力最大。在工业时代,生产力水平成倍提高,但科学利用资源的水平并不高,人们粗放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人们对未来资源的利用存在着担忧和恐惧,甚至有人由此对人类的未来丧失信心。在人类资源需求增长的认识上,将经历一个由肯定至否定,再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即从乐观到悲观,再从悲观又转向乐观。历史上任何一种观念的产生都有它的客观缘由和时代背景,“资源无限论”、“资源有限论”、“资源有价论”、“资源匮乏论”、“增长极限论”等等,这些思潮和观念都是人们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对自然资源利用的客观反映。人类资源需求增长模式(见图示9)告诉我们:游牧时代是有限范围的粗放经济、农耕时代是有限范围的循环经济、工业时代是全球范围的粗放经济、信息时代是全球范围的循环经济、“后信息时代”是全球范围的集约经济。

用“三个级数”构建“五个时代”人类资源供给与需求增长的模式(见图示10),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人类资源增长的全过程。这个模式是经济增长研究的理论基础,说明经济增长的整个过程不仅是渐进的、连续的、和谐的,同时又充满了冲突、失衡和中断。“五个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主线,“三个级数”是人类资源供给与需求增长的逻辑关系,二者有机的结合体现了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资源增长跌宕起伏的全过程。这里体现了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在每一个时代内部,人类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增长模式是按二个级数关系呈现为量变。第二,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变化,不同时代的人类资源增长方式存在质变。第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中,人类资源增长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轮回。

结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类资源供给与需求增长模式存在五种量变形式、经历四次质变飞跃、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轮回(简称:五种量变、四次质变、一个轮回)(见图示11)。该模式的研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揭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过程,说明人类社会利用自然资源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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